本報記者 潘圓 王亦君 實習生 侯敏《中國青年報》(2014年10月22日01版)
  “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召開之際,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五編研部四處處長、專註於十八大以來黨史文獻研究的王香平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
  在王香平看來,“10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的講話中明確提出‘制度治黨’。四中全會召開意味著我們在制度治黨、制度治國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
  中央黨校政法部主任張恆山表示,四中全會聚焦依法治國,與三中全會的精神一脈相承,必將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未來發展產生深遠影響。“三中全會解決的是什麼問題?是改革的框架問題。但三中全會的決定要落實,必須經過法律的授權。這是依法執政的必然要求。依法執政不只是新時期加強黨的建設的要求,更是提升黨的執政能力、管理國家能力的必然選擇。”
   以依法治國為主題是總結歷史、著眼未來的戰略部署
  把依法治國作為黨的中央委員會全會的主題,在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
  從1994年至今,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四次四中全會,有三次的中心議題是“黨的建設”。十四屆四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十七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表明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對在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的高度重視。
  王香平認為,中國共產黨一直在思考怎麼治理國家,尤其是如何治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今把依法治國作為黨的中央委員會全會的主題,是一個深刻總結歷史、著眼未來的戰略部署。這次全會標志著我們黨對三大規律——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認識上的提升、理論上的提升,可以說是對三大規律探索的新境界。
  專家們認為,四中全會關於依法治國形成的綱領,將在新時期全面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從而翻開法治中國的新篇章。
  依法治國是問題導向的結果
  習近平總書記一直強調“問題導向”。從某種意義來說,依法治國被列為四中全會的主要議題,也是“問題導向”的結果。四中全會形成的依法治國的綱領性文件,將進一步釐清改革與法的關係。
  “改革首先要有個框架規劃,比如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這個規劃是集全黨智慧、征求人民意見形成的改革決定,一定要有法律依據。三中全會之後,一些地方也暴露出了冒進的苗頭,希望突破現有法律、加速推進改革。這是非常危險的。改革必須依法進行,破壞制度帶來的惡劣影響和後果,遠比現有的制度問題帶來的後果嚴重。”張恆山指出。
  張恆山具體分析稱,對於司法體制改革,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推動省以下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這對破除司法地方化有積極意義,但與《憲法》的一些規定有衝突。
  《憲法》規定,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各級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這裡規定的“各級”是指縣、市、省三級,不是專指省級,“如果馬上推行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省級統管,那麼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在地方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任免問題上,是何種角色呢?”
  司法改革應當堅持依憲改革的原則,《憲法》的規定應當遵守,在此前提下可行性較強的改革方法,只能是修改《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中有關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提名權的相關規定,從提名權而非任免權角度推進改革。目前,修改《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已被列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規劃。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王滿傳也表示,從去年至今,國務院各部委取消了幾批行政審批事項,其中有些事項後面,就註明修改法律後再執行。
  針對良性違憲、違法的說法,張恆山認為,法律是人民的意志、黨的意志的統一,是執政者和人民的共同約定。約定可能會有問題,但要修改,必須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各級黨委、政府只有執政的權力、行政的權力,沒有立法修法權。“在法律沒有修改前,任何人都沒有權力突破憲法和法律。任何以改革的名義去突破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是非常危險的。”
  在王香平看來,改革與法律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係,關鍵是要把改革和立法決策更好地結合起來。一方面法治將對改革起到引導規範作用,另一方面法律可以固化改革的成果,是對改革的保障。“司法體制也需要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實現司法的公平正義。”
   描繪法治中國藍圖
  根據議程,四中全會將審議《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一決定將勾畫未來法治中國的藍圖。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行政法學會副會長楊建順認為:“四中全會閉幕後將公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是代表執政黨佈局建設法治社會、法治中國的頂層設計,會提出依法治國的機制、規則、程序和標準。”十八大明確提出“法治政府基本建成”是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新任務。“距現在只有6年時間,任務艱巨,決定中應該會再次強調這一點,有可能明確建設法治政府在法治國家和法治社會建設中的牽引作用。”楊建順說。
  雖然決定尚未公佈,但在王香平看來,從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三個一體建設”思想,可以看出依法治國的思路。9月5日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我們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全社會法治水平不斷提高。我們建立健全多層次監督體系,完善各類公開辦事制度,保證黨和國家領導機關和人員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
  “在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的建設中,究竟哪個是重點、是基礎、是關鍵?法學界一直有不同看法。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三個一體建設’,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戰略佈局角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三個一體建設’說明,三者都是非常重要的,不存在主次關係,應該協調推進。”
  楊建順認為,法治政府是法治國家建設的一部分,是互為補充的,兩者緊密聯繫、缺一不可。法治政府的建設若沒有法治社會作為依托和支撐,只能是空中樓閣。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認為,國家的法律法規需要各級政府來實施,與群眾關係最密切的也是各級政府。政府的決策與執法活動是否合法、適當,不僅關係人民福祉和社會穩定,也關係依法治國方略能否落實。因此,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國的關鍵,如果能夠緊緊抓住這個關鍵,在規範政府權力的行使、防止權力濫用方面有切實可行的制度安排,將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產生重大作用。
  “可以預見,四中全會決定將會對建設法治政府,有進一步的安排。”馬懷德說。
  本報北京10月21日電  (原標題:描繪法治中國藍圖 四中全會將成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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